2022年春天，韩国作家银曙澜做了一个颠覆传统的决定——收养比自己小50个月的朋友娥丽做女儿。彼时，两人已经共同生活了五年，早已超越普通朋友的情谊，成为彼此最坚实的依靠。这一行为，也成为韩国首个成年人公开收养朋友为家人的案例，打破了人们对“家庭”的固有认知。
一年后，银曙澜将这段特殊的生活经历写成《我收养了一个朋友》一书。这本书更像是她的生活日志，记录了两位不结婚、不生孩子的40岁女性，逃离喧嚣城市、定居宁静乡村、坚持素食，组建起一个看似“奇怪”却充满温暖的非传统家庭的全过程。书中既有她对家庭、人际关系的质疑与思考，也有从独自生活到找到生活搭子、最终将其变为家人的细腻心境。银曙澜早已放下了对社会定义的“正常家庭”的期待，于她而言，这个看似不寻常的决定，不过是坚定地走在适合自己的人生路上。
这本回忆录一经出版，便在韩国全网引发轰动，不仅让银曙澜的故事被更多人熟知，更推动了韩国社会各界对非传统家庭模式相关立法的讨论与思考。如今，在韩国社交媒体上，与朋友结成生活伴侣、组建家庭的生活方式逐渐兴起、愈发常见，传统家庭秩序在悄然间发生着松动。
此书的中文版出版后，笔者与远在韩国的银曙澜进行了视频连线。镜头里，她坐在家中客厅，语气平静而从容：“如今与娥丽同居近10年，我们早已满足于当下平静自在的生活。只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回去而已，就像大海拥抱岛屿，我也会变成这样。”
没结婚，却有了相差5岁的“女儿”
“朋友变成女儿，朋友又多了个妈妈。”成为法定家人的那天，银曙澜和娥丽并没有太多沉重的仪式感，只觉得这个新称呼新奇又滑稽，但内心深处，更多的是关系被法律认可后的踏实与安定。
两人最初走到一起，是抱着“成为彼此的安全网”的想法开始同居的。一起生活五年多后，养老、医疗照护等现实问题逐渐浮现，银曙澜便萌生了成为娥丽法定监护人、收养这位朋友的念头。“那时候才意识到，没有婚姻和血缘的联结，很多事情都没有保障。”
新冠疫情期间，银曙澜和娥丽在寺庙树林中留下了一张合影，镜头里的两人并肩而立，神情淡然，眼底是无需言说的默契。（图/受访者供图）
在欧洲一些国家，早已存在为达成共识、共同生活并互相照料的成年人提供相关法律保障的实践，但韩国目前尚未有类似法律。银曙澜和娥丽的做法，成为韩国第一个通过法律手段收养朋友的事例。“成年人收养”，在银曙澜看来，终究是她们面对传统家庭模式不包容的无奈之举，却也是最适合她们的选择。
她始终不解：社会上早已出现各种形态的家庭共同体，为什么法律依旧只将婚姻登记的夫妻及其子女归为“正常家庭”？在她的认知里，家人不应由婚姻和血缘构成的形式来划分，而应该以成员间的心理安定感来界定。“家人就是和最舒服的人在一起，只要不给他人添麻烦，彼此作伴，不再孤单，过着互相依靠、互相照顾的生活，就够了。”
在韩国，成人之间的领养程序并不复杂：只需提交一张领养申请书，获得被领养方父母的签名同意，双方第二天就可以成为法定意义上的家人。申请领养前，银曙澜只告诉了双方母亲和三位亲密朋友，大家的反应都很平淡，大多觉得新鲜有趣。除此之外，或许是因为两人在一起生活太久，身边人早已默认她们是家人，并未提出过多质疑。
只有一位朋友的丈夫曾提出过疑问：“如果娥丽以后结婚了，要怎么办？”这也是银曙澜后来经常被追问的问题。在很多人眼里，这种非血缘的朋友领养关系始终“不牢靠”，她们的生活似乎始终处在“未完成”的状态。
但银曙澜对此看得很通透：“领养是我们两人都坚定不想结婚的前提下，一起生活五年后，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。当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假设娥丽结婚了，我们当邻居相处不就行了吗？”
她们的故事公开后，也遭遇过一些批评声，有人指责这种生活方式“自私”“不尊重传统家族观念和已婚人士”。但银曙澜并不在意：“我的亲戚中，没有人会问‘你老了没子女养老怎么办？’这样的问题。如果真有人问起，我会告诉他，比起远在天边、一年见不到几次面的子女，同住的朋友在我生病时反而能给我更好的照顾。万一朋友也无法照顾我，那就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，没什么好焦虑的。”
促使她们最终走向收养制度的，是两次急诊经历。同居这些年，银曙澜曾两次进过急诊室，虽然当时还没到需要家属签字的危急时刻，但她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：万一自己患上重病，或者遭遇事故需要做手术，急需监护人签字时，该怎么办？这些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，让她们下定决心，用法律的方式，将彼此的关系牢牢固定下来。
银曙澜的顾虑，恰恰折射出韩国社会传统家庭观念的瓦解。2025年，韩国一家调查机构关于“老年看护”的调查结果显示，以全国1000名40岁以上男女为调查对象，期待子女照顾自己的人仅占4%；40%的人选择将看护交给专业护理人员，35%的人期待配偶的照顾，剩下的20%则表示会自我照料。“养儿防老”的传统认知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抛弃。
银曙澜也曾与娥丽认真交流过养老问题。她们约定，如果银曙澜日常生活能够自理，就和娥丽或邻居联合起来，简单互相照料；她们还经常畅想，万一哪天其中一个人想离开当前的住处，为了不让留下的人孤单，最好能和其他好朋友住在同一个社区，互相当邻居，彼此有个照应。
“如果以后我们中有一个人要坐上轮椅，那大概率会是我。我想，到时候爱唠叨的肯定也是我。”银曙澜笑着说。近10年的同居生活，早已让她们成为彼此最信任、最依赖的家人，“无论谁生病了，另一方都会心甘情愿地去照顾，这就够了。”
与朋友同居，从旅行人生到定居相守
2022年，韩国还有一对闺蜜金荷娜和黄善宇，将两人的同居生活写成了《拼团人生》一书。她们在首尔定居，组建了两口之家，与四只猫一起生活，她们的故事，让很多韩国女性看到了与闺蜜结成生活搭子的可能性。
银曙澜坦言，朋友同居养老的生活方式大致相似，但她和娥丽，与金荷娜、黄善宇最大的差异，在于同居和领养的动机。“她们两位同居，更多是为了缓解首尔高昂房价带来的经济压力，同时寻求心理安定和相互照应；而我们选择同居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乡村环境的特殊性，是我逃离城市后的必然选择。”
“如果我一直生活在首尔，大概率是不会走到‘领养朋友’这一步的。”银曙澜回忆道。起初住在首尔的她，一直习惯于独居生活。她自认是个敏感挑剔的人，感官格外敏锐，外界的刺激很容易让她产生焦虑，甚至引发身体的异常症状。“从青少年时期起，我就觉得住在人多嘈杂的都市并不适合自己，一直梦想着成年后能搬到有森林、安静的乡下去生活。”
银曙澜移居乡村的决定，成为她走向收养朋友的起点。（图/受访者供图）
和许多人一样，银曙澜在城市里读大学、当上班族，过着看似“正常”的生活，但她总觉得这样的日子像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衣服，浑身不自在。“虽然也谈过恋爱，但我并不想要婚姻。特别是生儿育女，那是一件需要巨大牺牲和责任感的伟业，而我深知自己没有那样的自信能做好。”
在城市生活的那些年，银曙澜一直在审视自己的内心，寻找人生的意义。直到35岁左右，她终于下定决心逃离首尔，结束自己“城市游民”的生活，毅然移居到了乡村。
近几年，韩国出现了“归农归村”的潮流，越来越多的人渴望逃离城市的喧嚣，寻找田园牧歌般的生活。但银曙澜很快发现，乡村生活并没有她想象中那么美好。对于一个未婚独居的女性而言，“丈夫是做什么的”“有几个孩子”之类的八卦问题如影随形；即便选定了要居住的房子，也难免招来乡民邻里的议论和质疑，他们缺乏边界感地给她随便配对，念叨着“谁谁家的儿子还是单身”。更让她不安的是，女人独自生活在农村，很容易面临安全隐患，银曙澜就曾在深夜被陌生农村男性打扰过。
娥丽，就是银曙澜开启第二段乡村生活时遇到的邻居，也是有着相同境遇、性格友善的伙伴。当时，银曙澜搬到了一个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镇，娥丽就住在隔壁，两人很快就熟悉起来，时常互相邀请对方到家里吃饭，后来自然而然地发展到几乎每天都一起吃饭。“第一次一起准备饭菜的样子我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刚搬到住处的那天，娥丽亲自在家里做好比萨送过来。那时候我还不了解她，只觉得她是个很亲切的人。”
银曙澜是个性格敏感的素食者，她从未想过，自己与娥丽的同居生活能像流水般自然顺畅。一年后，娥丽租的房子到期，便顺理成章地搬到了银曙澜家里，从此开启了两个人的生活。
成为生活搭子，难免需要磨合和适应。在银曙澜看来，娥丽性格稳重又单纯，对她的敏感和挑剔从不计较。她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——都喜欢吃素食。娥丽厨艺好，做饭和洗碗的活儿主要由她负责；而银曙澜则擅长整理和打扫，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娥丽不擅长拒绝别人，银曙澜就经常替她委婉转述，帮她规避不必要的麻烦。
刚开始同居的时候，她们也曾因为家务分配问题发生过争论，但随着相处时间的推移，两人渐渐不再刻意区分“你的活”和“我的活”，而是各自主动承担。“我们属于那种连小细节都会经常沟通的类型，彼此觉得不舒服的地方，都会坦诚地说出来，然后一起找出解决办法。如果那个行为可以改正，就努力去改；如果是不想给对方添麻烦，或者希望对方理解的地方，就直接认可并维持原样。”
银曙澜觉得，她们之所以能友好相处这么多年，核心在于两人的差别不大，性格默契合拍，能够互相包容、互相适应。娥丽能包容她的洁癖，给予她足够的理解，还曾这样评价她：“表面看起来敏感而苛刻，其实只要除掉灰尘这个要素，她就是个非常单纯、很容易妥协的人。”
银曙澜和娥丽经常一起去旅行，足迹遍布各地，记录下彼此相伴的时光。（图/受访者供图）
在银曙澜的生活记录里，她与娥丽的相处，就像一出小而美的韩式晨间剧，平淡却充满温情：她们喜欢一起吃西瓜、草莓，娥丽会亲手给银曙澜做她最爱的紫菜寿司；前几年因为搬家次数多，农村的房子总有各种需要装修和修理的地方，她们还会变身“女性二人修理组”，互相帮忙处理各种琐事。
在朴素而平静的日常生活里，她们有着固定的节奏：每天早晨七点起床，各自在房间冥想，然后享受大约20分钟的喝茶时间，一边喝着韩国传统茶或乌龙茶，一边吃着水果唤醒精神，简单聊聊当天的日程。娥丽现在每天都要去学校学习韩药知识，银曙澜就在家做家务、处理自己的事情，到了晚上，两人一起吃晚饭、聊天，之后回到各自的房间，做着自己喜欢的事。周末的时候，她们喜欢一起散步，或者外出旅行，享受属于她们的悠闲时光。
没有理所当然的活法，活着本身就是意义
“我感觉原生家庭像亲戚，曙澜像真正的家人。”娥丽曾经说过的这句话，恰恰道尽了银曙澜的内心之言。
银曙澜的原生家庭，并没有给她太多温暖。她从小就经常目睹父母争吵，看着母亲在厨房里为祭祀忙碌、应付各种应酬，父亲却从未有过感激之情。母亲那时常跟小时候的银曙澜说“别像我一样生活”，还故意不让她进厨房，不想让她重复自己的人生。成年后，银曙澜目睹了父亲的自私和反复犯错，也看到了母亲在这段婚姻里备受折磨、疲惫不堪，于是她主动促成了父母的离婚，并且坚定地站在了母亲这边。
原生家庭的经历，让银曙澜很早就开始思考孤独和人生的意义。（图/受访者供图）
从小，她就尝过对原生家庭关系的期待与失落，在母女关系上也堆积了许多愧疚感。父母离婚的那一刻，她的内心没有太多波澜，只有一声叹息：“这个空壳似的‘正常家庭’支撑了几十年，终于瓦解了。”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，银曙澜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会拥有一个“正常”的家庭。
也许是受到母亲的影响，银曙澜从小就希望自己的生活伴侣能有较强的边界感，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不过分干涉自己的生活。而娥丽，恰恰就是这样的人。娥丽是家里的老幺，在银曙澜看来，她与家人的关系有些过于冷漠，但这份“冷漠”背后的独立与边界感，却让银曙澜心生羡慕。
与娥丽一起生活的近10年里，银曙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、适度的温柔和亲近，她的性格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：“与其说是生活习惯的变化，不如说是我的敏感性格变得圆润（迟钝）了一些。大概是因为在家里能感受到充分的安定感，整个人也不再那么紧绷了。”
银曙澜很早就坚定地认为，世界上不存在理所当然的关系，人生也没有理所当然的活法，她只是从眼前的许多条路中，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条。20多岁的时候，她常常觉得自己是“孤身一人”，但她并不讨厌那时的孤独感，反而认为，孤独是深度审视自我的契机，能让她更清晰地探索接近内心的活法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原生家庭关系的崩塌、几次紧急住院的经历，让她开始重新思考生活方式和家庭模式。“即便到了现在，我偶尔也会产生孤独感。但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的人——即便有人相伴，也依然能独立而坚定地挺立于世。”
银曙澜的故事，背后是整个东亚社会的共性困境。根据韩国卫生和福利部发布的数据，2023年，韩国孤独死的人数达到了3661人，相当于每百名死者当中，就有1.04人是孤独死亡。当前，老龄化加剧的东亚社会，养老焦虑已然成为一种时代症候，而照护难题，更是所有人终将面对的人生命题。日剧《重启人生》《住宅区的两人》，韩剧《我亲爱的朋友们》，都在描绘着如今不少人憧憬的“闺蜜共同养老度日”的人生图景，也反映出人们对非传统家庭模式的渴望。
《我亲爱的朋友们》剧里，也刻画了一群老年女性闺蜜相依相伴的群像，戳中了无数人的心。（图/受访者供图）
银曙澜的书出版后，她收到了很多人的邮件，里面大多是关于领养朋友、一起生活的咨询，充满了困惑和犹豫。这些人的疑问大多大同小异：想领养朋友，但觉得父母绝对不会同意。银曙澜认为，大部分人的情况并不迫切需要确立法律监护人的身份，所以才会如此犹豫不决。
“虽然有人会产生‘我是不是也该试试领养？’的想法，但我认为实际上不会有很多人付诸行动。”银曙澜认真地说，建立法律关系是一个极其慎重的选择，法律上的养母女关系，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与义务。“我和娥丽是在同居五年多、年过四十，并且对晚年看护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后，才做出的决定。”
对于那些前来咨询的人，银曙澜给出了明确的建议：收养这件事，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下——一是双方均已年过四十，且有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；二是确信自己未来不会进入婚姻，并判定彼此能够承担起老后的照护责任。只有在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，经过充分沟通，才能做出最终的决定。“至少在养老与医疗照护领域，我们迫切需要为‘法律意义上的单身人士’，引入一种更加松弛且灵活的保障制度。”
最近，银曙澜和娥丽一起去了中国台湾高雄旅行，在当地的茶馆里品尝了各种各样的乌龙茶，体验了许多特色文化。银曙澜说，娥丽明年韩药学毕业后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：开一家药店，在药店旁边再开一间传统茶馆；她还想给农村的老人教书识字，做志愿服务，同时策划一些与冥想相关的体验活动。两人梦中的“林间生活”，由此变得愈发具体而清晰。
曾经，银曙澜一直执着于找寻人生的意义，总在追问“为什么而活”。而今，她似乎终于豁然开朗：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意义不是靠寻找就能找到的。“我们已经知道，在人生中，‘怎样’比‘为什么’更重要。我为什么出生，为什么活着，并不重要。活着本身，就是意义。”
镜头里，银曙澜和娥丽依偎在一起，笑容温和而从容。她们没有选择传统的婚姻家庭，却用自己的方式，诠释了家人的意义，活成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，也为那些不想结婚、渴望陪伴的女性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。
（感谢翻译阚梓文对本文的采访协助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