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5月29日至6月2日，全球肿瘤领域顶级学术盛会——美国临床肿瘤学会（ASCO）年会在芝加哥如期召开。在这场汇聚全球顶尖医者与前沿研究的国际舞台上，中国科研力量迎来历史性绽放。
本届ASCO年会，中国学者主导的口头报告、快速口头报告共计95项，其中代表年度最高突破水准、含金量极高的最新突破摘要（LBA）达13项，创下历史新高。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，中国团队不再局限于展示本土临床数据，而是拿出硬核原研成果，正面挑战K药、奥希替尼等全球肿瘤治疗金标准，用实打实的优效数据，改写全球肿瘤治疗的固有认知。
这场举世瞩目的逆袭，在深耕肿瘤临床与新药研发数十年的石远凯眼中，是中国医学界三十年磨一剑的必然结果。作为航天中心医院肿瘤中心名誉主任、国家癌症中心原副主任、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副院长，石远凯是国内最早开展肿瘤靶向治疗、免疫治疗与新药临床研究的权威专家，他的学术生涯，恰好与中国创新药从空白到领跑的发展历程完全同频。
今年，石远凯有两项研究同时入选ASCO重磅LBA环节。回望三十载参会之路，他感慨万千：30年前的ASCO会场，中国医生只是虚心求学的“学生”；如今，我们终于站上国际讲台，成为输出中国经验、分享中国方案的“老师”。
从业多年，石远凯作为主要研究者（PI）牵头完成的注册临床试验，已助力21个新药、生物类似药获批上市。在接受《经济观察报》专访时，他坦言，中国创新药登顶国际的意义，从来不止于学术荣誉与行业突破，更在于给无数绝境中的肿瘤患者，送去更多救命的答案与希望。
一、从台下旁听，到台上发声：三十年ASCO的身份蜕变
经济观察报：您第一次参加ASCO是什么时候？当时的会场和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
石远凯：我第一次参加ASCO是1997年，当时我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。那时候我们中国医生去参加ASCO，核心目的只有一个：听课、学习、取经。整场大会是欧美学者的主场，我们只是被动吸收前沿知识的旁观者。
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如今奔赴ASCO的中国医生，不再是单纯的学习者，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研究任务、原创成果而来，站上国际讲台发表数据、分享研究、输出观点，成为会场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。
经济观察报：三十年前参会的中国医生规模如何？
石远凯：差距天差地别。那个年代，远赴海外参会的中国医生寥寥无几，整个ASCO大会几乎看不到中国声音，更没有任何来自中国的原创研究成果得以展示。但现在，ASCO会场随处可见中国医者的身影，中国研究、中国数据、中国原研药，已经成为大会最受关注的亮点之一。
经济观察报：您第一次在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做口头报告是哪一年？当时心情如何？
石远凯：我第一次站上国际顶级学术讲台，是2015年的世界肺癌大会（WCLC），也是国内较早一批在世界级学术会议做口头报告的肿瘤医生。
说实话，当时非常紧张。我第一外语学的是日语，英语完全靠自学，第一次面对全球各国的顶尖专家，压力很大。那次我汇报的是埃克替尼一线治疗晚期肺腺癌的CONVINCE研究，埃克替尼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款小分子靶向抗癌药，全程没有开展海外临床试验、没有海外上市，是纯粹的“中国药、中国数据、中国研究”。
那时候中国原创研究极少，我的报告吸引了很多欧美专家关注，台下主流听众都是国际同行，国内参会医生并不多。
经济观察报：当时欧美专家会质疑中国的研究数据吗？
石远凯：完全没有。当时国际同行非常认可我们的成果，他们真心觉得中国能做出这样的研究很不容易，提问都十分友好，更多是想要了解中国的临床研究进展和诊疗情况，没有任何苛刻质疑。
经济观察报：如今中国创新药迈入全球第一梯队，国际同行的评价会更挑剔吗？
石远凯：不会。国际学术讨论的核心永远是研究本身，氛围坦诚、纯粹、以学术为本。ASCO的听众来自全球各地，所有人的关注点都是研究的科学性、创新性和临床价值。这几年我每年都有重磅研究入选ASCO口头报告，最深的感受就是，学术无国界，实力永远是最好的话语权。
二、研发逻辑迭代：从“不输别人”到“优于别人”
经济观察报：今年您在ASCO汇报的核心研究是什么？最大的突破在哪里？
石远凯：今年我有两项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随机对照研究同步入选LBA重磅摘要，其中一项成果引发了整个大会的轰动。
我们牵头研发的新型三代EGFR-TKI艾多替尼，完成了与国际经典王牌药物奥希替尼的头对头随机对照研究，针对EGFR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脑转移患者，最终取得了阳性优效结果。这是全球首个在统计学层面，正式证实疗效显著超越奥希替尼的临床研究，打破了奥希替尼在三代靶向药领域的长期垄断。
经济观察报：直接对标奥希替尼做优效试验风险极高，启动研究时您有顾虑吗？
石远凯：肯定有顾虑。这类头对头优效试验只有两种结果：要么成功、实现突破，要么失败、研究归零，没有中间地带。同时，是药三分毒，临床试验过程中，药物毒副作用的把控、突发问题的处置，都是我们需要持续攻克的难题。
但每当我看到患者真正从新药中获益、生存期大幅延长、生活质量显著提升，就会觉得所有的付出和压力都值得。
经济观察报：这样高规格的头对头优效研究，十年前的中国能完成吗？
石远凯：十年前几乎不可能。一方面是企业实力不足，早年进口原研药价格天价，药企根本承担不起大规模对照药的采购成本。我们当年做埃克替尼ICOGEN注册研究，仅采购对照药吉非替尼就花费了巨额资金。如今国内药企的资金实力、研发底气早已今非昔比，即便对标奥希替尼、K药这类高价国际新药，也能承担巨额试验成本。
更核心的变化是研发标准的全面升级。十年前国内创新药稀缺，我们的研发核心是解决用药可及性，大多开展非劣效、等效试验，只要国产药效果“不比进口药差”、价格更低，就能上市惠及百姓。埃克替尼对标吉非替尼、汉利康对标美罗华，都是这个逻辑。
现在完全不同了。如今实体瘤一线治疗早已进入免疫联合时代，新药想要获批上市、立足全球，必须拿出更硬的证据。不仅要证明无进展生存期改善，更要实现总生存期的实质性获益，必须实打实证明“比国际金标准更好”，这是最严苛的硬碰硬比拼。
经济观察报：临床上新药试验失败的概率高吗？
石远凯：非常高。肿瘤新药研发本身就是九死一生的赛道。美国FDA数据显示，新药从I期临床试验到最终获批上市，整体成功率仅5%出头。
很多研究看似接近成功，最终却遗憾止步。有些新药能显著改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，但无法实现总生存期的获益，达不到审批标准，最终依然无法上市。每一款成功上市的新药，都是无数失败迭代换来的成果。
三、医者初心：所有科研攻坚，只为让患者有药可用
经济观察报：您数十年坚持牵头大量临床试验、深耕新药研发，最大的动力和成就感是什么？
石远凯：我的身份首先是一名临床医生，我所有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都是患者。我每天身处临床一线，见过太多绝境，见过太多未被满足的治疗需求。
就在本次ASCO会前的一次门诊中，一位晚期肺鳞癌患者的家属反复问我：“还有什么新药？还有什么办法？”但这位患者的所有有效治疗方案都已用尽，我无能为力，只能坦诚告知没有更好的选择。那种患者满怀希望、医者却无计可施的无力感，是每个肿瘤医生最煎熬的时刻。
这就是我坚持做临床试验、深耕新药研发的核心原因。我们多推进一项研究、多攻克一个难题、多上市一款新药，患者就多一条生路、多一份希望。
行医多年，我最大的欣慰，就是患者的治疗选择越来越多了。过去很多判了“死刑”的晚期肿瘤患者，如今依靠国产新药，生存期能够突破五年。对医生而言，技术、荣誉、成果都是其次，手里有更多治疗武器，能真正救治患者，才是行医的根本。
经济观察报：这些年，您最直观的患者获益变化是什么？
石远凯：最明显的变化就是，中国肿瘤患者已经能用上全球最新、最好、最平价的治疗方案。
过去，三代EGFR-TKI全球只有奥希替尼一款，患者只能高价购买进口药，一个月药费数万元，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。而现在，中国自主研发的同类药物百花齐放，疗效更优、价格更低，多数纳入医保，普惠万千患者。不仅是靶向药，ADC抗体偶联药物等前沿疗法，国内布局的品类和数量甚至远超海外，中国患者的治疗选择，已经领先很多国家。
国产创新药的崛起，不仅丰富了治疗方案，也彻底打破了进口药的价格垄断，倒逼进口药大幅降价。国家持续推进医药普惠，叠加本土药企的技术突破，真正实现了让老百姓“病有所医、药有所用”。
四、中国数据领跑全球：独一无二的临床研发优势
经济观察报：国际同行普遍认可中国临床研究入组速度极快，核心原因是什么？
石远凯：最核心的优势是庞大的患者基数和独特的疾病基因特征。以EGFR突变阳性肺腺癌为例，中国晚期患者的突变率高达40%—50%，而西方患者仅10%—15%。
这就意味着，同样招募100名符合试验条件的患者，中国可筛选、入组的合格受试者数量，是欧美国家的3—5倍。我们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患者入组、推进临床试验，抢占全球研发窗口期。
经济观察报：快速入组，对新药研发的竞争格局意味着什么？
石远凯：新药研发有着极强的时间壁垒，速度就是核心竞争力。当我们快速完成入组、产出临床数据、锁定治疗标准，海外同类研究还在起步阶段，我们自然掌握全球市场的主动权。
一旦一款药物率先确立为临床金标准，后续同类药物的研发难度会大幅提升，甚至直接终止项目。早年PD-1/PD-L1单抗赛道就是如此，十余款药物率先上市后，后续大量同类在研项目全部止步。中国依托临床速度优势，在众多赛道实现了弯道超车。
经济观察报：有人认为中国创新药多是跟随式改良，缺少原创突破，您怎么看？
石远凯：这种说法太过片面。全球新药研发的规律本就是如此：一个成熟、有效的靶点，必然会迭代出多款优化药物，欧美药企也是同样的研发逻辑。
多款同类药物共存，看似是赛道拥挤，实则是患者的福音。以三代EGFR-TKI为例，多款国产药物整体疗效优异，但不同药物的毒副作用、适配人群各有差异。有的患者使用A药不耐受、出现严重不良反应，更换B药后就能顺利治疗、获益显著。药物的多样化，才能支撑个体化治疗，让每一位患者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。
经济观察报：过去十年，中国药企进步最快的地方是什么？
石远凯：是完整的全链条研发能力，尤其是临床研究体系的成熟。我们早年做埃克替尼注册临床试验时，20多家医院参与就已是大规模项目。如今，一款新药联动上百家临床中心开展试验，已经成为行业常态。
规模扩张的同时，项目管理、流程执行、质量管控、数据标准全面接轨国际，中国临床研究的规范性、专业性、可靠性，已经得到全球医学界的高度认可。
经济观察报：创新药崛起过程中，中国医生和本土药企是什么关系？
石远凯：二者相辅相成、互相成就，目标高度统一，都是为了攻克临床难题、惠及肿瘤患者。
临床医生扎根一线，最懂患者的真实痛点、最清楚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，能够为新药靶点选择、适应症布局、临床试验设计提供最贴合临床的专业建议，是新药研发的“引路人”。而药企凭借资金、技术、产业转化能力，将医生的临床构想、科研成果落地为实实在在的救命药物。
经济观察报：国际同行从何时开始真正重视中国临床研究，将中国视为核心竞争对手？
石远凯：现在的中国，早已是全球肿瘤学术生态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。如今的国际顶级学术大会，如果没有中国数据、中国学者、中国研究，反而会显得不够完整、不够权威。
过去我们的研究多是小规模、跟随式的改良创新，而现在，我们不仅有高质量的优化型新药，更有双抗、ADC等具备全球首创价值的原创疗法，全面迈入全球第一梯队。也正是因此，越来越多欧美药企愿意斥数十亿、上百亿美金，引进中国原创药的海外权益，中国创新真正实现了反向输出。
五、未来展望：癌症终将成为可管控的慢性病
经济观察报：未来癌症是否有望像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，成为可控的慢性病？
石远凯：这已经是正在逐步落地的行业趋势。
过去十多年，淋巴瘤、肺癌、乳腺癌等常见癌种的治疗实现了跨越式突破。目前，晚期ALK阳性肺癌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已经突破5年；肺癌晚期患者的总生存期，也从化疗时代的不足一年，延长至如今的两三年甚至更久。
当然，不同癌种的研发进度参差不齐，像胰腺癌这类难治性肿瘤，目前的治疗效果仍不理想，进展相对缓慢，就像一场赛跑，有的赛道已经领跑，有的赛道仍在追赶。
但整体来看，全球肿瘤治疗正在发生革命性变革，新药、新疗法、新技术每年都有重大突破。我相信，在不远的将来，包括胰腺癌在内的诸多难治性肿瘤，都会迎来颠覆性突破。未来几年，整个肿瘤治疗格局一定会焕然一新。
所以我常鼓励我的患者：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。
从三十年前台下求学的“学生”，到如今登台授课、输出中国方案的“老师”，中国肿瘤医学界用一代人的坚守，完成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逆袭。ASCO三十年的身份蜕变，不仅是中国创新药产业崛起、临床医学实力跃升的见证，更是无数肿瘤患者重生希望的最好注解。